電影中的“馬克白機關”:以《慕尼克》(Munich)中的“收據”為例

 

(本文修改自“《慕尼黑(Munich)》中的“收據” https://lyratheinsider.wordpress.com/2014/08/11/thomas-de-quincey/)

 

為了討論劇本時方便,我很喜歡發明一些有指向性的“專有名詞”使用,例如:“《十二宮》時刻” (the Zodiac moment)。這是指在大衛·芬奇導演2007年的電影作品《十二宮》中,中後段時有這麼一個段落(劇透慎入):

男主角羅伯特收到匿名消息前往一名線人家,對方向他展示據稱是十二宮殺手在此戲院工作期間的電影海報,羅伯特一看到上面的筆跡,興奮地表示這就是兇手的筆跡,卻沒想到對方幽幽地說,“這海報是我畫的喔”。這時候,羅伯特(以及觀眾)腦中的警鈴大作,恨不得趕快逃離這個鬼地方。偏偏我們的男主角一聽到對方還有其他線索,執著地跟人家走進“地下室”,天呀,此時觀眾應該都快崩潰了,到底是命要緊還是查案要緊?我們天真可愛的羅伯特還故作鎮定地說“在加州有地下室的房子真少見啊”,而對方仍舊慢條斯理的走到地下室最深處翻找著資料,羅伯特待在完全適合被謀殺毀屍的完美地點等待著一個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線索。最終,羅伯特全身而退,而觀眾此時懸在空中半天的心,也好不容易放下了。

我所謂的“《十二宮》時刻”,指的就是在驚悚片中,主人公或我們關心的關鍵角色踏進了大反派或疑似大反派的地盤上,他/她陷入極度危險當中,但正反雙方都還在努力維持表面上的平衡,不讓對方發現自己已經理解自己的處境並努力想逃脫的心理。這樣的戲帶來的刺激與血腥或動作場面的不同,血腥暴力帶來的刺激往往是短促的腎上腺素效果,而“《十二宮》時刻”帶來的是緊張、焦慮與不安的效果。這些不同的設置,會給讀者或觀眾帶來不同的情緒與感受,也是做電影最好玩的事情之一。而這一篇文章,我想講得是一個我稱之為“《馬克白》機關”(the Macbeth Mechanism)的設置,這個設置遠比上述提到的更為精妙、隱蔽,甚至往往是一整部電影的主題與精神可以巧妙隱含在其中的重要關鍵。而之所以叫做“《馬克白》機關”的原因,乃是因為我真正深刻理解到這一設置與其精髓是來自於莎士比亞的《馬克白》。

 

為什麼要看莎士比亞呢?為什麼幾百年過去了,他的劇本仍然可以不斷地用各種方式重新演繹?原因無他,因為他是說故事界的高手。電影是藝術的一種,而藝術就是“操弄”讀者/觀者/聽者的能力。為什麼聽到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會感到沉重、悲壯又澎湃?為什麼J. M. W. Turner的《奴隸船》畫作會讓人感到如此不安、窒息但又並非純粹的絕望?偉大的作品,背後是看不見的藝術家之手在操縱我的感情與情緒。

電影,這個發展一百年出頭的新藝術儼然已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普及的藝術,它緊緊抓住好幾代人的心,不論是在藝術界還是社會上都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不管我們怎麼去辯論它的商品性、社會性或是藝術性,電影“操弄”的本質是不變的,差別只是它所包含的“操弄”方法遠比畫作、音樂甚至是舞臺劇多上許多。電影導演與編劇為了能更掌握“操弄”的要義,他們需要借鑒其他領域像是繪畫與攝影(構圖、色彩、光線的使用)、音樂、戲劇(角色、情節、戲劇衝突等)等,而戲劇領域中,莎士比亞仿佛是頂天立地的泰坦,無人能忽視他開闢的世界。在他的筆下,不管是正派或反派都有清楚與飽滿的心理動機與心理旅程,更重要的是,他們除了靠獨白,還能用“戲劇語言(類似電影語言)”的方式表達,像是馬克白夫人的罪惡感導致她不停地洗手(想把想像中的血洗掉);毫無雕琢或匠氣打造出的情節與橋段,當然,這跟角色做得好還是有很大的關係,以及他極度優美、精緻與精煉的語言。我相信比我更懂莎士比亞的人肯定能說出比我更多、更好的分析,在此我就不繼續班門弄斧了,這一篇我想探討的是,往往我們在看戲劇或是電影時,無意中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東西,這東西精巧的埋藏在我們眼能所見、耳能所聽,可是我們卻不知道我們看到或聽到了這些東西——更精確地說,我們並不知道有些強烈的感覺或情緒是這些“東西”帶來的效果,我們根本不會有意識地找到這個“東西”或是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們現在有了某種情緒的來龍去脈。

於是,找出這些“東西”成了我一直以來的追求之一,而且愈是趨於完美的作品往往將這些“東西”埋得很深層,讓人幾乎感受不到它們的存在。然而,儘管我知道這個“東西”普遍存在於所有的藝術作品之中,但是我始終一直找不到正確的文字去跟別人解釋這“東西”到底是什麼,直到有一次無意中讀到了湯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一篇散文:〈論馬克白中的敲門聲〉 (“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這篇英國文學史上偉大的散文中,精闢的總結了這個“東西”是什麼、從何而來。這也是因此,至此之後,我稱這“東西”之為“《馬克白》機關”。

〈論馬克白中的敲門聲〉一文中從作者小時候一直被《馬克白》中馬克白殺死鄧肯後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外頭有人敲門的聲響——所帶給他的情緒反應感到困惑不已。他寫到:

 

“自我兒童時代以來,我對《馬克白》劇中有一點始終感到很大的迷惑。這就是:繼鄧肯被謀殺後的敲門聲,在我感覺上產生了一種永遠也無法說明的效果。這個效果是,敲門聲把一種特別令人畏懼的性質和一種濃厚莊嚴氣氛投射在兇手身上;不論我怎麼堅持不懈地的努力,企圖通過思考力來領悟這一點,但是多年來我一直不能領會為什麼敲門聲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終於,我找到了使自己滿意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在通常情況下,當人們的同情完全寄託在受害者身上時,謀殺是一件令人恐怖、厭惡的粗俗的事;那是因為這件事情把興趣(注意力)專門投放在我們堅持生存下去這個自然卻不光彩的本能上面;由於這個本能對最基本的自衛規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切生物的這個本能都屬於同類(儘管程度不同):由於這個本能抹煞了一切區別,並且把偉大的人物降低到“被我們踐踏的一隻無知的甲蟲”的地位,因此這個本能所因此顯示的人性處於十分卑賤、可恥的狀態。這種狀態不符合詩人的要求,那他該怎麼辦呢?他必須要把 [讀者]的興趣投放在兇手的身上。我們的興趣必須在他(兇手)那邊。當然,我說的是由於理解而同情,通過這種同情可以體會到他的感情,並能理解這些感情,而不是一種憐憫或贊許的同情。在被害者身上,一切思想鬥爭,激情和意圖的一切漲落,都淹沒在壓倒一切的恐懼之中;立即死亡的恐懼襲擊著他。但在兇手身上,必須有某種強烈感情的大風暴在發作——嫉妒、野心、報復、仇恨——這種感情風暴會在兇手的內心製造一所地獄。”

“詩人必須使我們感到人性——也就是,散佈在一切生物心中,極難從人身上完全排除掉的仁愛與慈悲的神聖性格——已不存在,消失了,熄滅了,而被惡魔的性格所代替。鑒於這個效果已在對話和獨白本身裡驚人地達到了,他最後又通過我們所討論的那個手段而趨於完善;這個手段就是我們現在要請求讀者予以注意的東西。如果讀者曾親眼見過自己的妻子、女兒或姐妹昏厥過去,不省人事,他或許注意到在這樣一個場面,最感動人的時刻就是在那一剎那。當一個歎息聲和一絲微動宣告暫停的生命又重新開始了。或者,如果讀者曾到過一個大都市,那天適逢某位舉國崇拜的大人物安葬,靈車以隆重的儀式運往墳地。這時讀者偶然走近靈車經過的道路。當時街上一片寂靜,行人絕跡,日常事務暫告停頓。在這樣的氣氛中,如果讀者曾強烈地感到那個時刻佔據人們心靈的深刻的關切——如果他又突然聽見嘎嘎的車輪聲離開那個場地,打破了死一般的沈寂,同時宣告那短暫的幻影消散了,他會意識到他對人間日常事務暫時完全停頓的感覺,在任何時刻也沒有像當停頓結束,人生各項事務突然又重新開始的那一時刻那樣強力,那樣有感染力。…在《馬克白》中…詩人必須把人性的退場與魔性的上臺表現出來,使人們能感覺到。另一個世界出現了;詩人把兇手們置於人間事務、人間意圖、人間欲望的範圍之外。…為了使另一個世界出現,我們這個世界必須暫時消失。詩人必須把兇手們和謀殺罪與我們的世界隔離開來——用一道極大的鴻溝把他們與人間日常事務的河流相切斷——把他們關閉、隱藏在秘密、深奧的地方;詩人必須使我們感覺到日常生活的世界突然停止活動——入睡——精神恍惚——陷於可怕的休戰狀態;詩人必須把時間毀掉;取消與外界事務的聯繫;一切事物必須自我引退,進入深層的昏睡狀態,脫離塵世間的情欲。因此,當謀殺行為已經完成,當犯罪已經實踐,於是罪惡的世界就像空中的幻景那樣煙消雲散了:我們聽見了敲門聲;敲門聲清楚地宣佈了反作用開始了;人性的回潮衝擊了魔性;生命的脈搏又開始跳動起來;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重建起它的活動;這個重建第一次使我們強烈地感到停止活動的那段插曲地可怖性。”

 

文末,作者認為偉大的詩人的作品不同於一般人,這些作品像是自然界的現象,如此“渾然天成”,毫無匠氣、人造之感,增一分則太多,減一分則太少。看起來像是偶然與巧合的段落其實全部都是作者的精心設計與安排。而我們讀者/觀眾只有有意識的去尋找這些創作的線索時,才能理解這偉大的藝術品的鍛造並不是意外。

 

回到《慕尼克》,記得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我還只是個對電影有興趣的大學生,對電影的理解層次很低。本來以為是一部以復仇為主的“動作片”,但當時卻看得昏昏欲睡,動作場面雖然好看,但整部電影理解起來卻相當費勁。多年後,我已經開始從事電影工作,不論是為了做功課或是僅僅是興趣——把以前看過覺得沒看明白的電影拿出來重看一遍,《慕尼克》這部電影一直在我的清單上。

幾個月前重看此片時,突然在一個段落,我有了德·昆西的感觸,讓我體驗到編劇Tony Kushner與Eric Roth的高明,我找到了“《馬克白》機關”在哪裡,幾乎就像是《馬克白》中的敲門聲一樣清晰但又隱蔽。那是在第40場戲中,男主角Avner(艾瑞克·班納飾)與他的行動指揮官Ephraim(傑佛瑞·拉什飾演)在一間辦公室聽取一位摩薩德會計師在交代他各種經費使用指示(基於我本人的翻譯能力一般,參照網路並自行調整,保留原文給讀者對比):

摩薩德會計師:  在行動經費的保險箱裡,我們會存入25萬美金,你拿走它們,我們再放錢進去。(拍桌)我要收據!你不是在為羅斯柴爾德男爵(著名金融家)工作,你在為以色列工作,我們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我是一個加利西亞的老人,從烏克蘭的小地方來的,我不相信你們這些“外地人*”,不會給你們無限的行動經費,好讓你們可以在歐洲逍遙自在。 In the operational funds box we will deposit 250,000 American dollars. You take it out – we put more in. I want receipts! [he slams his hand on his desk for emphasis] You are not working for the Baron Rothschild! You’re working for Israel, a small country! I’m an old Galicianer from a mud hut in the Ukraine, and I don’t trust Yekke putzes let loose in Europe with unlimited operational expenses!

(*原文“Yekke putzes”,Yekke指得是“日爾曼猶太人”,putz指得是“男性生殖器”,就是很難聽的罵他是外來人的話)

 

Avner: 我在以色列出生,我不是外地人。 I’m not a Yekke, I was born in Israel.
Mossad Accountant: 你祖父是哪裡人? Where was your Grandfather born?
Avner: 法蘭克福。 Frankfurt.
Mossad Accountant: 那你就是外地人。你妻子每個月會在她的銀行帳戶裡收到一千美元。 You’re a Yekke. Your wife receives monthly a thousand dollars in her bank account.
Ephraim: 我們還會在行動經費的保險箱裡留下訊息,你也可以給我們留訊息。但最好沒有。 Also we’ll leave messages in the box with the operational funds. And you can leave messages for us. But there shouldn’t be messages.

Mossad Accountant: 我才不管這些,給我收據,知道嗎? I don’t care about that. Bring me receipts. You got me?
Avner: 我知道了。 I got you.
Mossad Accountant: 不論你在做什麼,總是有人得買單。 Whatever you’re doing, somebody else is paying for it.

 

總計這場戲這位會計師說了兩次“收據”(imdb上的版本有多講一次,可能是原版劇本有多這一次,但最後剪掉了),並特別強調他們的行動是有人要“買單”的。然而,之後的戲除了Avner會口頭上跟他的情報提供者要收據之外(而且還是個笑點),整部電影沒有一次出現“收據”這個物件,這位元會計也沒再出現過,但是“收據”這件事情已經僅僅烙印在觀眾心中。當我重看這部電影時,我因為看到了這場“要收據”的戲而領略到了這個電影的奧妙之處也是與許多其他美國諜報片或是動作片不同之處,那就是它隱含的在這冷酷現實之中人類極力想保有的人性。以色列決定要親自派一組人(其實是兩組)去暗殺黑色九月的組織成員作為慕尼克事件的報復,顯然主創們並不是想要去正當化這個暗殺行為而拍這部電影,儘管導演與兩位編劇都是美國赫赫有名的猶太人。他們提醒觀眾這樣的報復行為縱然是“人性使然”,可是我們不能忽視他背後現實與殘酷的一面。就像所有的戰爭片都隱含著反戰精神一樣,講復仇的電影鮮少是鼓吹人們血債血償,即便劇情上是這麼發展,但其終極精神不會是這麼薄弱與簡單。

仔細分析這“收據”所代表的東西如何與電影精神呼應:首先就是“報復很花錢”,以色列這個小國家對外戰事不斷,縱然報復很有快感(且他們認為有正當性及其外交政治上的重要意義),但是這一切都是有現實代價的,這個收據提醒我們“報復的物質代價”,並指出這個行為源自於這個國家中的“人”的意志,所以是這些“人”要付錢,這並不是老天要懲罰壞人所以老天爺會買單。這個俗稱“天譴行動”的任務並不是一兩個人衝動的決定,而是經過嚴密計算,最終一整個國家機器在背後支持的決定。再來就是更重要的——精神層面的代價,Avner與他的組員把自己當做是“工具”,他們聽命行事,拿錢辦事,他們的工作就是殺人、拿收據,但當然沒有多久,幾個人一個接著一個遇到了精神上的瓶頸,有的被罪惡感吞蝕、有的逃不開被他人報復的恐懼(接近片末,Avner只能去睡在衣櫃裡),這個“代價”是他們始料未及的,它無法產生收據,也無人能替他們買單的。

從劇情編排上來說,Avner跟會計師這一場戲即便拿掉也不會影響“劇情任務線”,畢竟他們之後的任務也並沒有因為忘記拿收據而陷入危機或失敗,並沒有對劇情本身產生直接鋪墊的作用(這場戲的其他部分在交代隊員們如何拿到資金與酬勞)。但從整部電影作為一個完整的藝術作品來說,這場戲可能是最為至關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沒有這場戲作為“電影精神的鋪墊”,後面一切的復仇行動就僅僅是動作場面而已,這部電影想要觸及的主題與精神便難以彰顯——或至少,不是用某位角色直白說出來的方式,而是用乍看之下很理所當然的一件小事,將一顆小石子丟進池塘中,最終慢慢累積出一陣巨大的漣漪。而這“收據”還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功效,那就是它為觀眾帶來一種“精神連結”。“暗殺”、“謀殺”等行動其實對觀眾來說是非常遙遠的,甚至可以說帶有某種獵奇的效果,然而,“收據”卻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東西,無形間,“暗殺行動需要拿收據”這個行為無形地將這個充滿不現實的刺激感中有了現實基礎。這也是為何這《慕尼克》中的摩薩德特工不像是007或是伊森·杭特那樣帥氣與無所不能,前者在透過“特工執行國家意志的復仇行動”在探討現實議題,後者在僅僅是在半現實的世界中演繹各種“好看的特工行動”。

最後,電影結尾呼應了“收據”代表的工具性目的:

Avner: 如果這些人犯了法,我們應該逮捕他們。像艾克曼一樣。 If these people committed crimes we should have arrested them. Like Eichmann.
Ephraim: 如果這些人活著,那麼以色列人就會死。不管你有什麼疑慮,Avner,你知道我說的是真的。 If these guys live, Israelis die. Whatever doubts you have Avner, you know this is true.
Ephraim: 你幹得不錯,但卻不快樂。 You did well but you’re unhappy.
Avner: 我殺了七個人。 I killed seven men.
Ephraim: 但沒殺死薩拉邁。當然,我們最終會得手的。 Not Salameh. We’ll get him of course.
Ephraim: 你以為只有你一支隊伍在幹這事嗎?這是一個很大的行動,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能消除你的罪惡感嗎? You think you were the only team? It’s a big operation, you were only a part. Does that assuage your guilt?
Avner: 我們真的做出任何成就嗎?我們殺掉的每個人只是被更兇殘的人取代。 Did we accomplish anything at all? Every man we killed has been replaced by worse.
Ephraim: 那幹嘛剪指甲呢?反正還會長出來。 Why cut my finger nails? They’ll grow back.
Avner: 我們殺人是為了讓恐怖組織的領導換人?還是讓巴勒斯坦的領導換人?你告訴我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Did we kill to replace the terrorist leadership or the Palestinian leadership? You tell me what we’ve done!
Ephraim: 你殺人是為了你的國家,而你現在卻要背棄它。那個你父母建立起來、你在那裡出生的國家;你殺人是為了慕尼克事件、為了未來與和平。 You killed them for the sake of a country you now choose to abandon. The country your mother and father built, that you were born into. You killed them for Munich, for the future, for peace.
Avner: 不管你相信的是什麼,最終是不會有和平的,你很清楚我在說什麼。

There’s no peace at the end of this no matter what you believe. You know this is true.

 

這段對話的尾聲是Avner不正面表態自己是否還會留在以色列,但他邀請Ephraim到他家,跟他一起吃飯(這裡用“break bread”一詞,直譯是分享麵包,這對猶太人來說是代表了很重要的含義,表示你是他們家人或團體中的一份子),然而,Ephraim面對眼前這位“英雄”的邀請,他冷淡拒絕了。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Ephraim雖然肯定Avner做得一切行為,卻不能接受他對以色列乃至他們的行動的信仰崩壞。與會計師談論報復,他跟你講算帳;與領導討論報復,他跟講這是為了祖國;而最終,Avner試圖用“人”的角色與Ephraim談報復時,這個時候,不管是觀眾還是Avner才發現,原來Avner以及他的隊員們對Ephraim來說,也不過是復仇任務的工具——就像是張“收據”而已。

這類的“《馬克白》機關”存在於許多傑出的電影或戲劇之中,它們不好發現,但一但發現了,便能找到直達作品精神核心的直通車。反過來說,作為創作者,設計出這樣精妙的機關是一種自我要求,能否設計成這樣就要看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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